單文芳 憶父親

文 | 單文芳

光陰如電似水流年，轉瞬間又到了二零一二年的清明節了。據統計每逢“清明”這天，將有百萬人祭祀亡人（北京），每當這個時節，我特別想念我的父親！

我父親名單永魁，字長臣，生于宣統元年，卒于一九七一年春夏之交的四月，享年六十歲

他的一生是命運多舛的一生。童年和晚年都是幾經生死、歷經磨難，沒過過幾天好日子。據我祖母說：父親共兄弟三人，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，一家幾口過著食不果腹，衣不遮體的生活。八歲那年經人介紹，在鎮子上一家織麻袋的廠子當了童工，每天起早貪黑要干十四、五個小時的活，晚上累得干著活就睡著了，連上茅廁的時間都沒有，經常把尿尿在褲子里，久而久之的患了一種叫“大頭翁”的病。腦袋腫的好大！二目“封侯”啥也看不見了。家中如此清貧，孩子又病成這樣簡直是雪上加霜。所幸的是在那段時間，我的伯父單永生養家糊口。伯父曾拜了一位鼓書老藝人為師—— 學說書唱西河大鼓。憑著悟性和努力，伯父很快就登臺演出了，觀眾喜歡這位能說會唱的小演員，給他送了個綽號叫“八歲紅”。

大伯走鄉串鎮不停的演出，全家人靠著一個孩子的收入才渡過了難關。之后在大伯的影響之下，我父親、我三叔單永槐也相繼拜師學曲藝。我三叔的天份很好，學會了說評書；我父親說書的悟性差點只學會了彈三弦。再以后他們浪跡江湖、四海為家，何處能掙著錢就到何處去。

古話說的話“流落江湖上，便是薄命人”。父輩他們歷盡艱辛，終于在饑寒交迫中長大成人。之后，他們又來到天津這個曲藝之鄉，終于苦盡甘來。天津自古就是大碼頭，人口多，幫頭大，各種生意云集，只要你肯吃苦，吃口飽飯是不成問題的。由于我父為人忠老實，被鼓曲老藝人王福義（我外公）看中。先是雇傭他彈弦伴奏，而后又把比我父小八歲的女兒王香桂（我母親）許配給他，那年我父二十六歲，母親十八歲。要說明的是我母親當時在天津曲藝界已小有名氣，綽號“白丫頭”，她是我外祖父家的一棵搖錢樹！我父能娶到這樣的藝人為妻真是吉星高照，一步登天！母親十九歲那年在天津生下了我 ，這就是我生于曲藝世家的淵源

在我很小的時候，父母就帶著我闖關東。來到東北后分別在營口、沈陽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哈爾濱等地演出。我跟隨父母居無定所，四處漂泊，全靠我母親天生一條好嗓子“吼”出了一個名利雙收的小康之家。之后母親又為我生下幾個妹妹，如今我兄妹五人還都健在。

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。官欺、民狹、嘎子攪！私官兩面是非多多，做為一家之主的父親上下打點、多方周旋耗費了大量的心血。父親飽受沒讀過書、沒文化之苦，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。我六歲上私塾學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；八歲上“洋”學——學國文和日文。父親還為我請過一個老學究楊爺爺，為我業余補課，他巴不得他的兒子能早日成材，做一個有大學問將來找一個令人羨慕的好職業，改換門庭，徹底擺脫曲藝這個屬下九流的行當。我從小受父母的灌輸，對說書、大鼓書也十分厭煩、鄙視，暗下決心好好讀書，將來做一名教師、工程師或醫生。

我小時候特淘氣。捅婁子、惹禍、不懂禮數，或者學習不好都是父親管教我。抽嘴巴、打屁股、罰跪是家常便飯，父親手重（下手狠），我的身上經常帶著傷。他們接受的是封建思想，什么“恩養無義兒，棍頭出孝子”“小孩不打不成材......”。有幾次因為把我打得太重了，我奶奶疼孫子，跟父親幾乎玩了命！我從小到大都不敢跟父親頂撞，甚至受了極大的委屈也不敢分辨，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他老離世。

一九五一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禍從天而降，在同一天里我父親、母親、外祖父、我二舅、三舅都被公安部門帶走。半年后我母親、外祖父獲釋；父親、二舅、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別被判處六年、八年、五年有期徒刑，父親那年剛好四十三歲，受其影響，我的前半輩子沒得好，成了灰色身份。

話再說回來，好不容易盼著過了近五個年頭的時候，也就是說再有一年父親就可刑滿回家了。更大的意外又發生了，我母親和父親離了婚，把我一家老小扔在沈陽！主心骨不在了，能掙錢的老娘也走了，我如泰山壓頂，心靈和經濟雙重的壓力可想而知，這是我為什么輟學、與妻王全桂結婚、為什么又干了本就厭煩的這一行當的主要原因。

父親六年徒刑期滿回到家中，面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 —— 愛妻改嫁走了、兒子結婚了，兒媳也沒離開本行，是個說大鼓書的，而且比兒子的年齡大著八歲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后來父親對我說：“當刑期滿從監獄回到家時，恨不得一頭碰死，因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沒了，全毀了......！”

畢竟骨肉情深，很快父親原諒了我，但不去鞍山與我同住。他要自力更生，學評書從頭再來，一掃多年依賴妻子掙錢的習慣。可是晚了，他一無文化、二年近五十歲，想說書——從頭再來，談何容易？！很快被沈陽曲藝團裁員，被迫轉業到沈陽大東區的一個塑料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
后來父親也再婚，為我娶了個繼母，因諸多原因感情不和口水戰不斷。有一次父親為給同志家幫忙蓋房，午間休息時又中了風，患上半身不遂。“屋漏偏遭連陰雨”，一個災難連著不幸，他的晚年就是這樣度過的。

話說一九六九年冬，在等待下鄉的前夕，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了，利用這段空閑，我把患半身不遂的父親接到鞍山，想盡一下做兒子的孝道，這是我們父子一生當中最親密的接觸！也是父與子人生最后一次長談！

我們無話不說，相互交心。從兒時起聊到我入學；又聊到小時候我不聽話盡淘氣，還愛撒謊等等！我則埋怨父親曾出手太重！沒短了冤枉我。打我還包括打我的兩個師姐（父親的徒弟）等事有的太不應該！太過分！看得出父親很內疚，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幾蹦，感慨的點了點頭，發自內心的接受，說：“那個時代都這樣，我那輩兒都是在打罵聲中長大出徒的。唉！老貓房上睡一輩傳一輩；另外打徒弟的事兒，都說‘打戲子打戲子’，你不打她們出不來呀！嗯，現在看來過去做得的確是太過分！”

父親和我面對面的坐著。我望著他那日漸消瘦的五官，那對凸出的眼睛，滿是刀刻似的皺紋，一頭銀發及他那動作遲緩的肢體，再閃回他的不幸和遭遇......，不由得悲從中來，淚灑衣襟。當時，我是多么希望能做個孝順的兒子，父親能永遠與我住到一起共同生活？我要以最大努力彌補我的過失，來撫慰他心靈的創痛，讓他頤養天年！不幸的是，那時的我政治生命沒了，即將被遣送到農村，自身難保，空有其心而無其力呀！

在我和父親分別的時候，老人家一手拄著棍子，一只手撫摸著我兒子老鐵的頭說：“田芳啊，我這輩子算完啦，你的這輩子也就這樣了，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！不管到農村有多苦，你都要挺著，再苦還能比監獄苦哇？我不心疼你，我是疼我的孫子。他個孩子招誰惹誰了，跟著你們去受那份罪呀？!”

父親說到這老淚縱橫，我的心碎了！這真是：美好愿望難實現，兩代霉氣散不完，天公如此不作美，狹路何時能放寬？！

我目送父親上了回沈的客車，誰知，此番分別竟是永久的訣別，這是父親留給我最后的影像！！

一九七零年二月二號，小雪飄落，北風掃塵，我一家四口被遣送到臺安縣農村！

一九七一年的春天，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幫革命群眾播種，突然大隊通訊員小王跑來交給我一份電報打開一看，上面就是幾個字“父病重，速回沈陽！”這封電報是我的繼母發給我的。當時我想跟父親兩年多沒見面了，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，我沒有相信。我心想：爸爸啊爸爸，你好糊涂啊！難道你不知道你兒現在的處境嗎？我現在生不生死不死，形同奴隸！領導能答應嗎？即使我提出要求也得撞南墻！

所以我把電報放在兜里并沒聲張，也沒請假，因為我跟我父親分開的時候，他的身體除行動不便，別的方面很好，我根本就不信他病了。幾天之后，我依然在地里干活，小王又給了我第二封電報，打開一看上面寫得是“父病危，速回！”還是我繼母發給我的。這次我有點蒙了。上次的電報是病重，這次的是病危，雖只一字之差，可見，父親的確是病了。否則誰會拿這種事開玩笑！

我急忙跑到大隊部向書記和大隊長請假，并把電報遞給他們。大隊長看過電報之后沒說什么，大隊書記說話了，他翻著眼皮瞪了我一眼把電報放在桌上：“我說老單，你是啥身份，你知道不？你是現形反革命，在我們這接受勞動監督，據群眾反應你勞動成績不怎么好，還經常喊冤訴屈，還讓你老婆回城上訪，別以為我們不掌握。這就是你不認罪的表現，所以不能給你假，去吧，回去干活！！！！”

一時間我氣堵咽喉，轉身就走，我知道再說什么也是白搭，懷念我的父親何必哀求呢！回到大田里，那些老鄉們關心的問我怎么回事？我簡單的把情況介紹了一遍，他們搖頭嘆氣，打了幾個唉聲。在那種大時代的背景下，誰敢直接同情一個現形反革命呢？

又過了幾天，大隊通訊員王某又遞給我第三封電報，在我沒看之前，心里有一種不詳的預感，打開一看上寫：“父病故，速回”！我當時腿一軟蹲到地上哭了，電報也從我手中滑落到地上。有個老鄉認得字，他拾起電報看了一眼對我說：“你爸死了？這才幾天的事啊，你快上大隊請假吧，跟他們好好的哀求哀求，人心都是肉長的。這么大的事情，他們或許能給你假。”

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氣哭著跑進大隊部，正好書記、隊長還有其他幾位干部都在，我把電報往上一遞，哀求他們能準許我趕回沈陽為父親治喪。書記沉默了片刻說：“你先回去干活吧，我們研究研究！由于你的身份特殊，我們還得向公社領導請示。”

于是我掉著眼淚又回到田間干活，當時腦子里一片空白，父親的一顰一笑浮現在眼前，我的兩條腿不聽使喚一個勁兒的打顫，雙手不住的發抖，因為在眾目之下我不便放聲大哭。

過了一會兒大隊通訊員小王跑來喊我：“老單，書記叫你去一趟！”我心里“咯噔！”一下，莫非他們同意了？準我的假了？于是我三步并成兩步跑著到的大隊部，當時我最擔心的是不給假。結果出乎意料，書記說：“方才我們向公社請示了，給你五天假，快點奔喪去吧！不過你可準時回來，別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，如果到期不能按時回來，后果自負！”

我當時被感動了，給他們深深鞠了一躬。之后我飛快的回到家跟我老伴一說，老伴也哭了，她給我湊的錢，又拿了兩件衣服，于是我帶著我兒子老鐵迅速趕到臺安縣城（十八里路），登上了開往鞍山的客車。

自被遣送下鄉后，兩年多沒見到鞍山了！再熟悉不過的“虹橋”（可以說它是鞍山的別名）、站前廣場、火車站......一樣樣映入眼簾。心中感慨頗多，對于這個我生活了半輩子榮辱與共的城市是既熟悉又陌生！

我們買好了火車票，于次日凌晨回到沈陽父親家里。一進院就看見兒墻上掛著一長串黃錢紙，被風吹得“嘩嘩”作響，我父居住的是大開間的房子，門簾掛在外面。我心急嫌腳慢，不顧一切的撩開門簾“咚咚咚！”砸門，可把屋內的繼母嚇了一大跳。繼母拍著心口驚魂不定，把我們爺倆讓進屋，我往炕上一看我的二妹也在這里。

二妹妹頭句話就沒好氣的說：“你怎么才回來？！都給你發了幾封電報了，咱爸就你這么一個兒子，怎么到死也指不上呢？”

繼母小聲的嘟囔一句：“盼星星盼月亮總算把你盼回來了，簡直太難請了！”

聽罷此話我心如刀絞，對她們的責怪我無言以對，可是她們怎么知道我的處境和難處？我強忍悲痛詢問了我父親從病重到故去的經過，我二妹妹邊哭邊向我說：“爸爸病倒了兩個多月了，又惦記你又想你，就在他病重的時候用手捶著墻，大聲的喊：“田芳啊田芳，你咋不快點回來，難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見你一面嗎？”

她又說喪事都是她和繼母兩個人處理的。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大東區塑料廠也很夠意思，派來不少同事幫著在南塔火化的。我馬上問：“骨灰盒現在何處？”繼母說：“寄存在火葬廠了，你說往哪放啊，也不敢往家里放，都等著你回來處理呢！”

清晨時，我拉上二妹妹和我兒子迅速趕到火葬廠的骨灰寄存處，按著號找到了父親的骨灰，那是一只非常廉價的骨灰盒，大概才六塊錢，上面鑲著我父親的一寸照片；我們抱著骨灰盒到送別廳里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親人的家屬，周圍一片哭聲，于是我把這些天積壓的悲痛全都釋放出來了，頓足捶胸放聲痛哭！我抱著骨灰盒說：“爸爸啊，兒看你來了，兒不孝，沒有侍奉你老人家，也沒有送你老人家走，我是個逆子！可是您知道嗎？您兒子現在的處境是身不由己啊！”我妹妹坐在對面也陪著我哭。過了好一段時間心里松快多了，我叫我妹妹到寄存處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。妹妹問我那你想把骨灰盒放哪？我說：”我是兒子，我帶走！”

手續辦完之后，我抱著骨灰盒又回到家里。繼母一看骨灰盒大驚失色：“你怎么把這東西帶家里來了，可不能放到我這，我害怕！”

我說：“您放心，我把他帶回農村去！”繼母這才不言語了。又過了兩天，我們順著原路回到了農村，先后僅用了四天時間，因為我不敢延誤了日期。打那之后我父親的骨灰盒就放在我們家的桌子上，用一塊毛巾蓋著。

一九七五年，我帶著我父親的骨灰盒寄居在沈陽我三姨的家里。三姨一看是骨灰盒，嚇得不輕，她說：“你們來投奔我可以，可這東西不能放家里，多不吉利，多嚇人啊！快點找個地方，讓你父親入土為安吧。”

我說：“三姨，我現在的處境您也清楚，這骨灰究竟怎么個入土法？咱家一無墳地，二無合法手續，想安葬也不可能啊？您老別著急，這兩天我就想個辦法。”

可以這么說，為安葬骨灰盒的事情我煞費苦心，最后想到了沈陽北陵。那個地方空曠，陵寢的后面又人煙稀少，地面大，樹木多應該是最理想的地方。第二天清晨，趁人跡寥寥時我和堂弟各騎一輛自行車拿了鍬、鎬，帶上骨灰直奔北陵。按理說這種做法是不允許的，可是我真沒有別的法，只能這么一條路了。

我們圍著北陵轉了一會兒，最后選定在陵寢后邊的一塊地方。那是一棵合抱著的松樹，一個根兩個杈兒，就好象雙胞胎連在一起似的。我們把車子停好，在樹下迅速挖了一個坑，用事先準備好的一塊塑料布把骨灰盒包好。然后我雙手抱著跪下趴在地上，把骨灰盒擺放在坑的深處又把坑填平。我對我的堂弟說：“你幫我記著點就是這棵樹下，將來一旦過好了，我還要回來把骨灰起走。”

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我被落實了政策，我的問題也得到了昭雪平反，恢復了名譽和公職，我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原單位——鞍山市曲藝團。

一切安頓了之后，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骨灰，托朋友幫我找了一塊墓地，之后我又請了假帶上子女去了沈陽。干什么？去起我父親的骨灰盒啊！！當我到了陵寢的后面一看傻眼了，沒想到幾年的光景北陵的變化也非常大，小樹變成了大樹。當年那棵有著“記號”的樹說什么也找不到了！我圍著寶頂（皇陵）轉，全力的辨認。我們指指點點，比比劃劃的還招來幾個看熱鬧的，他們投來奇怪眼神，不知我們要干什么？

泄氣！我只好對家人說：“大概就在這方圓之內吧。”第二年，我只身又到北陵找了一次，結果還是一無所獲。有朋友勸我說：“老單，別找了，老爺子能在沈陽北陵‘安睡’不也挺好嘛！跟皇太極做個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罷！至今我父親的骨灰還在北陵，我一家現住北京，每到清明的時候看別人拉著大隊祭拜先人，我的心無比難過。一晃四十年過去了，星移斗轉，日月滄桑，發生了難以置信的變化。我要對父親說：“我和您的孫輩活的很好，倒霉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！您的兒子為您爭了氣，為咱家露了臉。生活在和諧社會真好，安息吧我敬愛的父親，兒孫永遠都懷念您！

二零一二年清明 與北京